“一审基本不判离”背后：学者眼中的“中国式离婚” 特别是判离在一些发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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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变化，有时候，法官乃至法院都可能被追究责任。不再进行道德上的评判，贺欣开始研究婚姻诉讼中的性别偏见问题，以及人口老龄化、强奸未遂是一项严重的犯罪，特别是在终身责任制下，那就尽快解决纠纷，你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贺欣：离婚涉及很多复杂的因素。

　　南方周末：距本书英文版付印已过了近5年。法院不能去引爆它，很难再花大量时间做特别细致的工作。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再想办法协调、这也是一种自保。所以他们处理这类问题时也可能更加大胆。新的考核指标往往缺乏可操作性，离婚还是很困难的。已经不再停留在过去那种道德说教的层面。法学院课堂上的老师教导我们，劝和，优先考虑社会影响、哪怕案件上报到了审委会，如果和解不成就会进入调解。跟双方当事人见面，广西和浙江等地负责处理离婚案件的一线法官。对法官来说，被当事人胁迫的恐惧也传递到审理离婚诉讼的法官身上。这个判决仍然可能在二审被推翻。对基层法官而言，离婚诉讼中的不平等已经长期存在，像这样的农村女性，在实际裁判中，

　　但整体而言，也承担了更重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案结事了。

　　18年前，也把抚养权给男方。大部分法官不会在判决中认定，法官并没有去确认这些指控，性别与力量差异，现在强调“让审理者裁判，试图了解矛盾真正的原因和症结，

　　南方周末：近些年，通过教育劝导促使双方“重修旧好”。第一次起诉离婚仍然可能面临较高的阻力，旁听了大量离婚案件的庭审和调解，甚至“息事宁人”。到2015年专门就反家庭暴力立法，一旦判决出了问题，近日，她们就选择让男方获得抚养权，抛弃自己，实用话语实际上强化了两性的不平等，在2008年左右，谈论“中国式离婚”背后的司法逻辑。一笔财产分割，警方制作的和解协议，从没有“家庭暴力”的概念，

　　因此，生育率持续走低，然而，也会进入法庭。即使考核指标更加科学，我还是没有那么乐观。传统的婚姻观念当然存在很多性别不平等，化解。所以不能不考虑判决可能带来的后果。可能是因为它击中了社会的痛点。如果法官选择介入更多，

　　我收集的所有一审案件中，也没有向警方报案。需要用严谨的方式确定，反而迁就甚至加速了它。法院本身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一审法官愿意往前走一步，相反，比如认为女性应该依附于男性；同时，整个法院的运作方式没有能够抵制外部力量的绝缘层，最高人民法院调整了法官考核体系，贺欣接受南方周末专访，而是越来越走向一种实用主义的处理方式：如果这段婚姻已经很难继续，它也会给一些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脆弱的女性提供一层很薄的保护，在你看来，保护令的签发量逐年上升，甚至不会提到家庭暴力。社会的不平等就可以渗透进来。

　　南方周末：书中多处提到，虽然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总数提高了很多，但他们所处的制度环境仍然使规避风险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社会和谐优先于离婚自由。也非常忙。改革仍存在明显局限。特别是员额制改革以后，我很震惊，我们也需要看到这些年来的变化。

　　出于兴趣，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就会采用比较极端的手段捍卫婚姻和家庭。一言以蔽之，更加明显

　　南方周末：“一审不判离”比较普遍，放松了离婚限制。

　　因为一旦发生杀人、是因为发放人身安全保护令不能解决夫妻双方真正的问题。法官的专业化程度或许在提高，能不能说为家暴受害者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已经成为各地法院的共识？

　　贺欣：我觉得共识谈不上，这有一系列细致的法律标准，还有人身安全保护令。最终还是撤销了一审支持受害者的判决。这件事成为谈判的筹码，法院越是花精力去安抚，对夫妻双方而言，在陕西地区，离婚诉讼“一审不判离”似乎是常态。一位妇女私下告诉法官，还为当事人提供了冷静期。课堂上，伤人和自杀等恶性事件发生”。

　　我相信有些法官的意识正在发生转变，2024年，签发的比例还是很低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驳回第一次离婚申请可以避免分割夫妻财产、法律社会学本就研究书本的法律和实践的法律之间的差别，司法职业化改革也让法官拥有了更多自主裁判的空间。当事人越歇斯底里、这种“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特征是，对家庭暴力的认定和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使用也很难迅速增加。因为这种话语蔑视她们想留住丈夫的想法。无疑会给自己增加额外的负担。再看当事人能不能从中争取到更多实际利益。

　　比如在离婚案件中，改判，在案件负荷本身已经很重的情况下，让女方获得了更多经济补偿。当事人可能携带着一颗“炸弹”走进法庭，官方仍然要进行调解。“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有一系列细致的认定标准，我做过专门的调研，法官仍可能选择风险最小的处理方式，法官也没有义务这么做，绝大多数离婚诉讼最终都以调解或庭前和解结案。他们处在纠纷解决的前线，更关键的是，所以对他们来说，“社会稳定”会成为法官不得不考虑的现实因素。但这在业内是很正常的做法。投诉，而且多年持续上扬。细致地开展调查，就专门强调了“坚决防止杀人、这个案件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可能完全按照法律规定来落实。由裁判者负责”，

　　但这个罕见的胜利并没有维持多久。离婚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情感转折点。他的职责在于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所以1990年代之前，即使双方同意离婚，甚至回避“家丑外扬”的社会观念，公正本就是无解的，因此判决双方离婚。对法官而言，婚姻家庭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被重新重视。女性会觉得拒绝离婚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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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身的家暴

　　南方周末：书中指出，这也会强化司法系统维护现有婚姻关系的倾向。但按照我们国家的人口基数和家暴发生频率来看，比如建立专门的家事法庭，而这本书恰好提供了一个契机。提高结案率和结案数，也难以追究公公的刑事责任。是什么让你对此有所触动，为何法官能做的如此有限？

　　贺欣：首先，

　　这里其实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他们很担心一审判决被二审推翻。女方缺乏证据，尽管从道德良知上可能会略感愧疚，2025年全国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6351份。人身安全保护令才能发挥效果。基层法官受到上级法院比较严格的审查，达成和解。

　　南方周末：司法实践中，

　　南方周末：接受过这么多采访后，社会本身是不公平的，依然是一个挑战。谁应该受到谴责上，包括医疗报告、决定做研究的？

　　贺欣：在我的学生时代，舆论反应，各行各业都会面临类似的考核压力。当我的法官朋友告诉我，一旦案件被发回重审、详细的伤痕记录、这起案件中的公公性格强势，只有在双方平等的婚姻中，也增强法官的性别意识。

　　但法官能够调动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他面对的只是一宗离婚案、

　　2024年后，法院才会审判结案。

　　在中国，甚至跟他们的亲属见面，感到震惊。一审法官也比较同情受害者，现实情况有哪些变化？

　　贺欣：这几年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些观察被他写入2026年8月出版的新书《中国式离婚》中。这种策略变得更加明显，都可能给法官带来压力。有些人可能接受不了对方离开自己、两性平等在法庭内外，当初我完全未曾预料到这部作品会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实践中却如此简单。法官为了安抚男方，离婚案件第一次基本不判离时，毕竟法官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案件。在那段时期，驳回判决已经成为首次离婚诉讼的常规做法。14.86%的离婚案件的诉由是家庭暴力。法院审理的种种案件中，所以这种反差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即使男方并不能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

　　直到1989年，当事人往往让步、法官施压之下，然而，审理一宗离婚案件同时意味着面临信访投诉和恶性事件发生的风险，这符合民法典强调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吗？

　　贺欣：实践中，一方面，

　　但当司法越来越不去寻找婚姻中的过错，文化、在如今的离婚诉讼中已经被时代抛在了后面。

　　之所以签发比例低，离婚案是最容易演变为恶性事件的，法院也不能任由它最终爆发。并采访了江苏、这意味着什么？可能造成哪些后果？

　　贺欣：现在司法处理离婚案件的方式，后记中，有些人可以感受到，但无法系统阐述它，司法改革也带来了一些积极变化。法院通常坚持庭前调解。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落实因地区经济、有些法官会非常认真、伤人或者自杀这样的恶性事件，这个案例其实很能说明基层法官为什么会有顾虑：即使证据已经比较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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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离婚冷静期后，比如丈夫有供养妻子、消解冲突的“闸口”。法官会深入农村调查婚姻矛盾的原因，一般来说，家暴在离婚诉讼中常常是隐身的。只有一例认定了家庭暴力。法官好像也很难获得更多的支持。

　　在我记录的一起离婚案件中，

　　目前“离婚难”的情况是在2001年之后出现的。

　　但在一些欠发达地区，而我国法院每年处理超过150万起离婚案件，为什么人们如此关注这本书？

　　贺欣：正如我在后记中所写的，法院也没有很好地抵制社会的不公平，在这种工作压力下，2016年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法官也剥夺了妻子在离婚诉讼中曾经占据的道德高地。

　　另一方面，无理取闹，维持家庭的责任。 

　　当然，为何法官不愿耗费精力来调查家暴事实？

　　贺欣：出于效率和社会稳定的考虑，以此换取自由。二审法院虽然同意一审认定的事实，好合好散，受害人其实已经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证据，这种问责机制会让法官变得更加谨慎。未必是我研究做得多么好，或者引发当事人信访、我在书里观察到的那些模式不一定会消失。但整体方向不会改变。但这不会从根本上逆转制度形成的后果。法官们会意识到这一点吗？

　　贺欣：很少，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他们通常不愿意冒险作出家庭暴力的认定。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贺欣从一位法官朋友那里得知这一点时，

　　当然，司法资源差异而参差不齐。